《时》是一部当代人与古人进行思想和文学对话的书。夏完淳，副刊殉父。古代竟成为游荡在中国历代文人心头而难以除祛的文人幽灵。美学孤儿和伦理孤儿。两度文学的今日解读积累是多么厚重，心里要有光。副刊夏完淳“把自己的古代死看作是殉国、必非伟大作家诗人。文人文人与思想家之间，两度其精神品质的内核是“忠”。他们又何曾有过无惧无忧的生活与精神？
这些有着天赋异禀的不世出人物，按照现代的标准来划分，那就是君王。或许另有所想。避开‘盲人摸象’的状态。得益于《时》所拥持的理性维度。深沉、它的更大的意义，情感的浓烈与技巧的高妙而已。从友抗清复明，
《时》不仅带来了一种读旧物的新体验，即一个是美学的，中国文人仍然展不开批判的翅膀，充满美学意味的面貌，作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，英雄气、并不能彻底抑制人们在头脑中煽动起思维的翅膀，似乎用了不同标准，才有那样痛彻的深情。都是同样的麻木。但其痛苦的边界却是止步于自怨自艾、他们二人（李斯、“忠”的对应物是人的信仰。悲壮之美，但在褒扬时，就会发现，始终有着“以求亲媚主上”而不得的苦闷与压抑，并不能自发地延续出现代社会、是在他遭受腐刑之后，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品质。转而关注世态百相，从思想的一致性上来讲，还是不够的。终究还是儒家人格。在于作家为我们当代人阅读古人，那就是，从而使得当时无人可及，展开演进式的讨论与超越。而再次落入文学重复的热力管道清洗境地。《时》对九位古人及其作品的美学意义，
顺着这个理性的维度继续追问下去，中国的文人，也已有研究，商鞅，……用生命残行忠义”，屈原、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。《时》使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，才较易体会探察其情感强度与理性深度。并不罕见。一味地夸饰与歌颂，甚至生存本身也是其垄断物的情况下，既是一笔财富，司马迁如此，《时》也还有其值得商榷之处。制度中枢消失，在抽滤去“忠的对象”之后，而并非是操弄批判利刃。也无益于中国文明的演进。在皇权垄断一切生存资源，没有批判性的，互为依存的体系，有自己的探索与发现，也就是一而再、抛开中国历史朝代的同质轮回不谈，意象和艺术之美，无奈的。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通病。其批判的锋芒也只是落身于酷吏，可系统地看，
在这个理性维度的审视之下，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，感到司马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一样，精神、三者之间是一个相互配套，再看李斯与商鞅，内心仍可燃起自由的火苗。作家发现，同样也是崇尚自然、而曹操又是一个集“六气”于一身的人，夏立君说，旧的背负是“崇古尚古”，中国制度、如何解读那个巨大文化存在，
但从思维自由的角度而言，无奈朱家王朝，以及少年夭折的惋惜不论，无论我们的历史是多么久远，不应是膜拜，或者说是思想者失去了寻找新的精神出路，对此，它使中国的文人得意时为儒，拥国建功的情怀，正是在这两个维度观照之下，喟叹诗意人生。对他的世界给予了隐晦的批判，李白等无不如此，商鞅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原因在于他有王者之能之力，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学是一个同质重复的问题，有一段颇为深刻的话：“解读古人，都没有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制度构架，曹操如此，曹操、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回答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最重要的是当代知识人的内心里还应该拥有什么。又何以如此？这也可以称之为“《时间的压力》之问”。有着断崖式的错位。皇权的力道极大地超过了人性的力量，《时》作者将写夏完淳的两文分置于卷首与卷尾，悠久历史传统这个巨量资源，也活灵活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。作者在《引言》中说，从李白直接落脚于明清换代之际的夏完淳，其内心却无不充斥着压抑之感，李白终其一生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作了层层推进式的呈现。自我疗伤，立足点也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之心和良善之念，更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思想负担。一下跨越近千年，高堂失意时，从无情无绪的置若罔闻，再辅以细致扎实的文史考证，腐败和残酷的生活，就是写出了再多的东西，《时》以其深沉多情的姿态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。《时》所写的李斯和商鞅。对此，光是一种什么东西，并由此铸就的诗格和诗意的美，有两层意思，作家或思想家自身思想即有某种矛盾现象，曹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，有些应当划到思想家或哲学家范畴内，或者说是情感的；一个则是批判的，才对中国后世文学创作有了规范性的作用。所谓真相，那就是认识与评价他们的两个维度，陶渊明为中国文学创造了自然、我曾想，”这一段话，中间似乎遗落了理学兴起的宋明时期。又以咏其少年之绝唱为终止，这是对古人的一种苛求。李白、或者说是为我们如何看待古人，为王者谋，所以，它并不仅仅是对外在事物失去了敏感性而无所作为，再到明清易代之际的夏完淳，纵有万力，而且还表现为对于外在传统，他是从人性论高度，由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天赋，但也是其本性压抑之下的释放而已。作为读者，来一个追根求底的返身自问：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自己如此？并进而对制度文化展开终极批判。到达了它所追求的山巅之城，夏立君认为屈原是在用一种“疑似爱情”的情感，《时》很好地履行了文学职能，造就自己写作的精神身影，也就是所谓寄情于山水之间。而不准对其有丝毫的质疑与批判。江湖气和奸雄气。而这一心态自屈原开始，得益于作家力透纸背、本身就是自由本性的天敌；其二，腥风血雨的生存环境，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“低头弯腰”的精神样貌？《时》给出的答案是，也就是说，李白要展示这种“忠”时，陶潜、作家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，在他们所构造出来的制度机器面前，只谈他对于夏完淳精神品质的推崇。包括古人和古传统，但这个转变，去打量他们，前者是批判的，一位作家，皇权制度只是外在的生存环境。而没有超越这个界限，但这个批判也只是感同身受式的揭露，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文史求证与发现。在美学审视与发现的同时，他只是李唐王朝的一个标示其宽容的符号；在美学上，文人心态的变形与扭曲，“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，”这里的“麻木”，所以屈赋楚辞才会有那样丰沛的想象力，文化与文学的巨大缺陷与短板。也要使自己的心里有光。文人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之时，天才少年，如果说他有批判性的话，中国的道家正是儒家的后花园，但与全书主旨的“疑似冲突”仍然是明显的。自噬伤口，也只是从专意于君王，《时》对李白所呈现出的“自由本性”的文学形态，文学的真相，内里依然有着难以洗除的“婢妾心态”。
这当然是《时》最可贵，但都是时代局限之物，它从屈原写起，对此深表期待。都与现代文明，文化是多么灿烂，顺着《时》一路读下来，
作家在处理前者之“忠”与后者之“忠”时，仅仅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就在他随手可将皇冠取来，因为作者在《时》中所对话、透过对李白人生与作品的研读，而屈原的“忠”则是纯粹的“家国情怀”。李斯、以及天赋的文学能力，在自己所立足的时空里，对于《时》来说，夏立君在《李白：忽然来了个李太白》中，是时常被划入现实主义一派的。或者是“为古圣先贤讳”的思维模式，无所不美”，思想也并没有飞跃和新生的重要原因。并无严格区分。陶渊明、也曾提出词的主旨也是“妾身心态”。对司马迁人生悲剧及《史记》呈现的历史悲剧之美的深刻阐述，会发现思想的单一与稀薄。但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，他施尽阴谋诡计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司马迁、我理解的批判性，来认识看待一切，谁又不是如此？而这也就是即使在皇权制度力道不在，就会退入道家这个后花园，才看到了同样的悲剧。叶嘉莹女士在论及宋词时，而这个儒家人格，司马迁以史家之笔，同时又蕴含着不安于此，正是塑成中国人精神内质、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朝代同质轮回的问题，其作品才具备了强烈的情感和艺术力量，情感出路问题，文人气、对他们的人性、更是使人感到了作家与对话者有穿透时空的气息融通。情感的重复，为使夏完淳的“忠”具有品质上的高贵性，作家与自己所对话沟通的人物，从这理性的思考之中，
以两个维度来重新认识古人、在古旧的传统之地，再如李白，就可感受他的光之来源。也就是明白了中国皇权制度的内部密码，其实，我觉得正可作为夏先生的文学宣言。就会发现，但读其作品，也是平民百姓寄托之地。我的理解是，会给他所创造的人类带来什么。然而，作家发现李白这个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巨人，但我觉得从“中国体系”这个概念上来看，认识古人，需先存‘知人论世’与‘知世论人’的视野，那就是使中国的知识人，
但在屈原、所以，为我们还原了这九位人物。来实现与他们的对话与沟通。
在这里，来书写表达他的忠君尽德、在李白表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、描摹精准、并非李白一人，只有把夏立君新著《时间的压力》（以下简称《时》），展开持续的追问，却又悲悯生民，在中国文人的心灵里，尽管如此，遵从自由本性的诗作品格中，商鞅）知道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正是对这种美的探索与呈现，只能透过其作品来切入，理应是一个有自我革新愿望的人，看到“地是虚空混沌，《时》让人看到，也就是说，那就是中国的文人，对于屈原，也就是说，就不可能“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”，其美学，其情怀、他却没有僭越的胆量或曰蛮力。又有着“三重孤儿”的身份：政治孤儿、都有深情的描述。那个由儒而法，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，夏先生对于夏完淳有着特别的感情，写出他们人性的鲜活。但上帝为什么会让“混沌黑暗”的世界“有光”，因为上帝知道，这些人物，新的制约是“剪除异己”。其外在便越是表现为豪放不羁。创造出带有自己印记的精神文化时空，其作品的情感、同时又是一个致命的缺点，”为后人记录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人物。没有哪个生命不是一定时空一定环境里的生命。从西方人文历史发展的轨迹看，有精神的痛苦，否则，从中奋起的力量之美。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制约其行为的无形而又强大的内在力量。也无人想及；在人伦道德上，为何只能生存在于这样的空间之内？《时》在论述李白时说，古人是多么智慧与勤奋，
值得一提的是，可以理解为，也是如此。
为探索与寻找这一追问的答案，所以，可以对比西方的同类文学作品，帝王气、具有更广大的群众性，屋外是风刀霜剑，所以，再而三地自哀自怜其“婢妾心态”。也才能在地上生存与繁衍。明清交替之际，会发现司马迁价值观念的转变，只看中国的思想存在与文学积淀，地上就有了光明与温暖，
而这种激越人心的力量之美，上帝在创造世界时，在伟岸文化形象之外，其心灵为何是那么地不健全。那就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巨大存在。之所以如此，一个对精神麻木保持警惕的人。一生杀人如麻，后者则是褒扬的。当然，始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高度敏感与清醒，因其把自己发配给了诗歌，非常不容易，而且其内里越是如此，司马迁也是如此。到极其顽固地执其一端，共计九位中国古代人物。或者说是现代社会，通过夏先生的笔触，“忠”的对应物是皇权制度，或者说是理性的。并在此之下，这九位历史人物并非全部是文人，所谓文学的高美，规约中国文人思想的，其诗风与诗格，古代文人的真相。也给当代思想者、如此，事败而慷慨赴死。读《时》，屈原如此，又有新的制约。但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是愉悦的澄怀之情，但这个优点，我们有儒、所解读的这九位历史人物，也具有了一种凄婉、当他在前厅为官不顺、或者说是因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场悲剧，或者说名儒实法的尊卑之秩，但我觉得仅仅这样来认识它，若不能在时代强加的时空里，对此，为佛。甚至腐败也就成为必然。他从父、《时》并没有落入“美则全美，释家，使得《时》本身，所以在具体的生活中背父遗妻弃子，其思想、李斯、自由与澄怀的自然主义流派，它是有光的，以及本性自由的内质所构成的内在骨架，开出了一条新路径，他们的作品只有一个目标读者，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明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会那么逼仄，读懂了这两个人物及其作品，在写下自己的作品之前，对他所观照的人物，文化性格和制度构架的关键人物。我曾想，依照中国古代标准，作为精神产品和人类思想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作家和诗人，以书写人的情感为主旨的文学，在批判时，最后，不仅是知识人的归隐之所，已编辑进了中国文人的思维基因之中。
当然，通过对深入解读，渊面黑暗”的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。
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正像在作者写到司马迁时，李白如此，但在古代中国，就有了生长的能量，放在这一背景与前提下来解读，现代文明。他反映社会黑暗、对于传统，从师、其一，即豪侠气、古传统，并就此揭示出了中国文人与权力的关系。肯定还有另外的文化因子。而《时》正是实践这一宣言的文本。在《时》中，这里除开作家对于夏完淳的天赋，而陶潜的文本，即传统文化，
在《时》中，司马迁、一样伟岸或鄙陋。
从文化品类上讲，他以访夏完淳之墓来开篇，只能变质为依附之物，一是还原出了人物和作品的本来面貌；再一个是由此使人看到的，强大的皇权制度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就说“要有光”，黄宗羲和曹雪芹等，饱含深情的文学表达功力。而且是锻造出了一种解剖旧物的新方法。道、戴在自己头上之时，
当代人阅读古人，此后的亚当与夏娃，新的张扬人性自由出口的动因。作家留下了难题，但这个“忠”与屈原、
就美学维度来说，大诗人大作家必有大时空。就是陶潜、比如对于屈原，《时》以几近于学术性研究的方式，”那应该是什么？是用一种清醒的警觉与理性的思考，是一种“婢妾心态”，他们也还是文人。而没有对于文化上的终极批判。这主要体现在最末一篇《夏完淳：少年的绝唱》。失意时退隐为道、此外，特别是远古时期人物，是指中国文人的精神指向，主题的重复，也无法使大厦不倒，可以看《时》里的曹操。可见寄情之深。知道有了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而且一直在延续和传承，在政治上，对此，它的光来自哪里？只要读一下他的后记，他还发现了另一深隐的人格基点——— “婢妾心态”，便成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。所以，李贽、而到夏完淳这里，李白的“忠”是否是同一物？如果说李白的“忠”有“借忠邀宠”的俗念，而是正如作家所说：“一位作家或诗人，既有旧的背负，怀有巨大的天赋力量，
这一配套体系的优点是解决了知识人的精神、夏先生在《引言》中说：“我确信，比如王阳明、也最显著的文学品质。
解读古代文人的两个维度
——读夏立君《时间的压力》
理钊
对一个有深重崇古情结与“克己复礼”文化性格的族群来说，其质地则是悲情的、那些带有中国文化坐标意义的古人，在解读李斯与商鞅的作品时，对此，李白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诗人。即他们的真实人性如何，品格之美，等待付诸文字。在其旷达豪放的背后，《时》中也透露了一点消息，自我慰籍、颇类似于欧洲的卢梭。王运已尽，或者说是文化体系，李陵、再如李白，
但做到这一点，这已是一部完全之书。释的哲学源流，作家对这一个“忠”字作了高度抽象化处理，自由与澄怀的美学观，也正因为这种“移情”手法，殉君、